智慧城市广受追捧 各地政府积极申请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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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和2013年,我国分别公布了两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两批名单中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达到193个。目前,我国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即将公布,据预计本次入选试点名单的城市有80余个。届时,全国的智慧城市试点将接近300个。

  本次申请,各地政府格外积极,尤其是部分二三线城市。在140个申请城市中间,经过两轮评审将决定最终入选名单,尽管这些城市在申请之前就已经知道,即便入选也不会获得国家资金支持。

    是什么魔力让“智慧城市”试点这样广受追捧?

  第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在“智慧城市”试点的吸引力之下,各城市自有打算。

  “智慧城市”概念缘起于2008年,内容包括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能源、智慧运输、智慧通信等。简而言之,就是用信息技术整合城市资源,使城市管理者提前发现潜在问题,做出最合理的决策,使城市运营和管理更有效。

  四年之后,这一概念被中国认可。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旨在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创新2.0时代的城市发展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

  住建部开展了2012年、2013年的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和评审工作,随后,住建部与科技部联合开展了2014年度智慧城市试点申报工作,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具体组织申报和评审工作。

  相比前两次试点,第三批试点表现出明显的申报差异。如果说前两批申报的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主,这次申报有很多县级城市,包括很多区级城市。前两批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湖南等中东部区域,西部区域相对较少;而第三批申请城市则有许多来自云南、广西、新疆等边远地区的申报城市。

  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规划处处长杨德海介绍,这次申报许多城市都是市长亲自组队来汇报,当然汇报的不仅仅是技术,更表达了领导班子的决心和思路。“比如新疆的五家渠市,就是讲了要怎么通过智慧城市把新型城市化发展和维稳戍边结合起来;比如山东诸城市,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更好地提升、深化城镇新型社区建设。”杨德海说。

  在杨德海看来,这一批申请的城市显然更有针对性,“后来答辩的工作,都是副市长甚至是市长过来答辩的,对这些市长讲的内容专家评价比较高,这样智慧城市的工作有保证。”杨德海说,“很多第三批申报城市把智慧城市工作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前我们建议智慧城市要作为政府的重点工作,领导要重视,要有机构设置,到现在第三批全部都有了领导小组,而且是一把手当小组组长,大部分申报方案都通过了市里或区里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像江苏东台、山东诸城等地都把智慧城市写入了2015年为民办实事的几大工程,已经明确地作为了政府要考核的一个工作。”

  如果说第一批很多城市申报的时候都冲着智慧城市的牌子和资金支持,那么到了第二批结束后,很多城市认识到即便入选了试点也不能获得资金和牌照,很多跟风的城市就不再申报了。“第三批申报的城市都梳理了资金保障,深化应用PPP模式,通过政府引导,把市场上的资金和产业吸引到本地来,所以落地性很强。”杨德海说。

  顶层设计解决老问题

  住建部所评选的智慧城市,是“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

  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说原来的智慧城市强调的是城市的信息应用系统建设,那么现在的智慧城市要求更高,更多是用信息手段推动管理提升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初,就统筹考虑智慧感知设备、网络和智慧应用系统的建设。比如城市新区的建设需要修路,修路需要铺设管网。如果在铺路的时候就将智能管网感知网络和系统考虑进去,那么建设完成后,城市的管理信息系统就可以常态化运行。这比以前铺路—挖开—埋管线—铺路—再挖开—再埋管线—再铺路的循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此外,运营模式的设计也将发生很大变化。

  以前的市政项目预算主要考虑的是项目经费,而现在从建设之初,就需要考虑日后信息系统的维护和运营,这些都是有成本的。这样的成本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还是通过项目租赁来收费?这就给民间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

  杨德海表示,就目前的城市大环境而言,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资金本身不充裕,而要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设、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需要来自社会的资金,这就需要一些产业落地。以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为例,以前这就是政府的一个发包项目,承包的企业做完项目就走了。现在智慧教育项目,探讨的是一个公司,带来一些资金,政府出一部分资金,项目完工之后把运营维护也交给企业,毕竟对企业来说,长期的服务费用比只做一个项目划算得多。另外,互联网、移动终端的一些小微企业也可以为这个项目服务。“政府一个项目发包也是有风险的,而今在智慧城市的统筹下会有所不同。”杨德海举例说,比如一个城市原来要做几十万中小学生的基础教育工作,包括远程教育等需要信息化投入的教育。以前做成这个项目,政府需要投资一两千万,而且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还要陆续投入,两千万远远不够。更严重的是,投入之后可能面临无人运营、无人维护的情境,因为政府没有人力物力去运营和维护。现在的做法通常是,政府有两千万的投入,企业愿意再投一两个亿,把基础教育网络、教育资源和设备都做起来,同时把家校通、学生校外辅导、教育应用信息都整合起来,搭建一个平台,企业来提供服务,但要从政府手中获得多年的特许经营权,包括广告收入。以前由于财政资金不足,教育对政府而言一直是个难题。而这样的模式之下,政府、企业、学校和老师都在受益。

  “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也更客观,更遵循规律。以前城市侧重规划建设,建完就完了。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有自身的规律,就是规划、建设、管理、运行,一个都不能缺。以前侧重建设和规划,现在更注重智慧的管理、运行体系,甚至一些商业化的运营体系,这样才能常态化、持续发展。”杨德海说。

  制约智慧城市的因素

  “智慧城市通过在信息技术、通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方面体现,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团体更好地链接起来。智慧城市的目的是首先是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和服务,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提高企业的经营体验和居民生活质量。另外,通过提升城市的公共管理,改善环境。”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在3月24日上海仪电和罗兰贝格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时表示。

  当一个城市能够通过互联网连接城市的交通、安防、水务、政务、照明、食品、医疗、教育等公共系统,并且实现智能控制,那么这个城市就已经初步实现了智慧城市的设想。而对政府而言,核心问题在于数据。

  在四川省德阳市智慧城市建设推进过程中,最让副市长杨恩林头疼的事,就是数据。

  实现对城市的智能化管理,首先需要在各个领域搜集足够多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对数据的搜集和储存都需要成本,而目前城市的现状是,没有统一的数据库,而且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难以共享。

  “每个部门有自己的数据库,公安部门的数据库和城管部门不联网,政府对每个部门的都是各个投资的,而且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监控体系。这是对政府资源的一个浪费。”杨恩林说。“数据安全问题是让政府很头疼的问题。民生数据库可以公开,但有些数据是不能公开的,安全性怎么办?”

  杨恩林面对的问题,几乎是当前所有地方政府都在面对的一个困惑。

  “在信息化发展中,数据资源是一个富矿,但对数据资源的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政府的数据没有充分公开和利用,另外,社会上很多数据资源还有待开发。技术上已经逐步实现,但体制、机制、法制还有问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刘健在2015年3月的智慧城市发展论坛上表示。

  除了数据的安全使用,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市场化。

  有些城市一些本来可以商业化的项目让政府来投资,年年投效果也不好。而市场投资代表了一种模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市场投资必须要见效益,而见效益就要把服务质量提上去。这样一来,通过市场的参与,促进城市基础的提升、产业落地和经济突破。

  “智慧城市的业主是政府,而政府并没有很多资金来投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运营中来,涉及到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可以提供产品和综合的解决方案,可以承揽工程建设,也可以带资入场,还可以参与运营,比如说,投资商帮助政府建立自贸区,政府给予投资商15年的经营权。”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执行官鲍毅表示,“我们现在也在关注,好的项目也有在投。”

  不过,出于信息安全等种种考虑,目前城市在建设信息系统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国有企业。比如上海智慧城市系统的建设有很多项目交给了上海仪电进行统筹,上海仪电再根据不同的项目找到设计方和实施方。

  “市场是开放的,但作为国有企业可能会有一些优势。”罗兰贝格(上海)执行总监王欣表示,“上海仪电承揽了上海市的路灯改造工程,把路灯全部改造为远程智能控制。上海仪电把路灯改造成智能传感器,能监控车流。这些数据存在于上海仪电的云服务系统里,部分投资加上经营权的模式,基于基础设施这些数据可以再创造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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